建于湖南衡州石鼓山，故名。初，唐朝刺史齊映，建合江亭于山的左側(cè)。憲宗元和年間，州人李寬筑屋山巔，讀書其中。宋太宗至道三（997年），州人李士真請求郡守在這里建立書院，招收生徒講學。朝廷賜“石鼓書院”敕額?！段墨I通考》列為“宋興之初天下四書院”之一。仁宗時一度荒廢，到南宋孝宗時，因舊址復院擴建，規(guī)模益增，迄寧末不廢。朱熹曾為之作記。
　　概述
　　石鼓書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（公元810年），迄今已有1196年的歷史。原址在湖南衡陽石鼓山，時衡州名士李寬在石鼓山尋真觀旁結(jié)廬讀書，宋至道三年（公元997年），邑人李士真拓展其院，作為衡州學者講學之所。二年（公元1035年），朝廷賜額“石鼓書院”，遂與睢陽、白鹿洞、岳麓書院并稱全國四大書院。經(jīng)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朝，書院屢經(jīng)擴建修葺，韓愈、周敦頤、朱熹、文天祥、徐霞客、王夫之等接踵至此，或講學授徒，或賦詩作記，或題壁刻碑，或?qū)び臄垊?，其狀蔚為壯觀。書院主要建筑有武候祠、李忠節(jié)公祠、大觀樓、七賢祠、敬業(yè)堂、合江亭。
　　歷史
　　原名李寬中秀才書院。唐元和中(806-820)李寬中于石鼓山尋真觀結(jié)廬讀書。
　　刺史呂溫曾訪之，并作《同恭夏日題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》日記其事。宋至道三年(947)
　　寬中族人士真據(jù)其故事，復修書院，“會儒士講學”其中。景?二年(1035)知州劉沅(一作劉阮)秦清仁宗皇帝賜學田及“石鼓書院”額，遂為天下四大書院之一”。其后，改為州學。諄照十二年(1185)，部使者潘田青(一作疇)就原址建屋數(shù)間，榜以鼓額,“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學，而不屑于課試之業(yè)者居之”，未竟而去。提刑宋若水繼成，奉先圣先師之像，集國子監(jiān)及本道諸州印書藏其中。請朱嘉作記，誡諸生勿為科舉功名所亂,而要辨明義利，有志“為己之學”。時戴溪為山長，與諸生講《論語》，有《石鼓論語問答》3卷。七年林田井學教授兼山長凡三年，“補葺經(jīng)創(chuàng)”，鼎新書院，并刊大字本《尚書全解》40卷開慶元年(1259)毀于兵景定元年(1260)提刑俞琰(一作俞炎)命山長李訪“掃地更新”，“盡復舊觀”，增辟園圃，仰高樓，取明德新民文章，為諸生丕揚其義，絕響再聞，士風作振”。提刑黃斡又置田35畝，“以贍生徒”。元儀繼續(xù)辦學。然其田于至元十九年(1292)為靈巖寺僧強占，經(jīng)鄧大白、王復、康莊、程敬直等歷任山長長達62年爭訟，才得歸還。元末又毀于兵火。明永兵十一年(1413)知府史中重新書信6間以待旅游學者，有禮殿祀孔子。乾張祠祀韓愈，張木式。天順，弘治間均有修葺。正德四年(1509)葉釗為山長，講圣賢身心之學、道德之首，剖晰疑義、闡發(fā)幽微“時學者翕然云從”。嘉靖間，湛若水。至“石鼓”講論“體認”之學，鄒守益亦來大倡“良知”之說。二十八年，知府蔡汝浦以其為朱、張、湛、鄒“過氏之地”，乃重整書院、擴建主靜、定性二齋，訂立規(guī)約，以學文敦行、辨志慎習、等倫常、識仁體訓士、刊《說經(jīng)札記》，《衡汀間辨》、《太極問答》等，“忘倦”達4年(1549-1552)。又請趙大洲、茅鹿門等“海內(nèi)名公”講學其中，諸士環(huán)聽，“宛然一鄒魯洙泗之夙也”。萬歷四十的(1612)巡撫記事，觀察鄧云霄大修書院，以“鑄士陶昆”、建有講堂、敬義堂、回瀾堂、大規(guī)模、仰高樓、砥柱中流坊、欞星門、風雩、淪浪、禹碑、合江諸亭、其他“殿祠號舍，罔不完葺”，規(guī)模極一時之盛，崇禎十五年(1642)提學高世泰修葺。明末毀于兵。
　　清順治十四年(1057)，巡撫袁廓宇奏準修復，“復集諸生，歲時課藝”?？滴跗吣?1668)，知府張奇勛擴建號舍20余間，“拔衡士之雋者肄業(yè)其中，每月兩試之，士風稱最盛”。二十八年，知府崔鳴捐俸“增其所未備”、“督率師徒援古證今，析疑問難”其中。時七賢祠、仰高、大觀二樓，敬業(yè)堂、留待軒、浩然臺、合江亭及東西齋房等、“日日髹、丹碧上聳、煥然巨觀”。山長多一時之選，如陳正雅、余廷松、林學易、易廷彥、羅瑛、皆湖南名進士，然所援多為科舉之業(yè)。光緒二十八年(1902)改為中學堂，三十一年改稱南路師范學堂。民國時改為女子職業(yè)學校?？谷諔?zhàn)爭中，毀于戰(zhàn)火。今辟為公園，尚有明清碑刻留存，有明新版《石鼓書院志》3種。
　　石鼓書院記
　　宋•朱熹
　　石鼓據(jù)蒸湘之會，江流環(huán)帶，最為一郡佳處。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，州人李寬之所為。至國初時，嘗賜敕額。其后，乃復稍徒而東，以為州學。則書院之蹤於此，遂廢而不復修矣。淳熙十二年，部使者潘侯始因舊址列屋數(shù)間，榜以故額，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學而不屑于課試之業(yè)者居之。未竟而去。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益廠之，別建重屋，以奉先圣先師之像，且纂國子監(jiān)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，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。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、管侯鑒、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費赍割公田，以佐其役，逾年而后落其成焉。于是宋侯以書來曰：“愿記其實，以詔后人。且有以幸教其學者，則所望也。”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，士病無為學，往往擇勝地，立精舍，以為群居讀書之所。而為政者，乃成就而褒表之：若此山、若岳麓、若白鹿洞之類是也。逮至本朝慶歷熙寧之盛，學校之官遂遍天下，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，則其舊跡之蕪廢，亦其勢然也。不有好古圖舊之賢，孰能謹而存之哉？抑今郡縣之學官，置博士弟子員，皆未嘗考德行道義之素。其所受授，又皆世俗之書，進取之業(yè)，使人見利而不見義，士之有志為己者，蓋羞言之。是以常欲別求燕閑清曠之地，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。此二公所以慨然發(fā)憤于斯役，而不敢憚其煩，蓋非獨不忍其舊跡之蕪廢而已也。故特為之記其本末，以告來者。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，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。又以風曉在位，使知今日學?？婆e之害，將有不勝言者。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。若諸生之所以學，而非若今之人所謂，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岳麓者，語之詳矣。顧于下學之功有所未究，是以講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，而無以蹈其實，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！亦曰：養(yǎng)其全于未發(fā)之前，察其幾于將發(fā)之際，善則擴而充之，惡則克而去之，其亦如此而已，又何俟于予言哉！